破解“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悖论

破解“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悖论

　　新春伊始，各地频现“用工荒”，不仅珠三角、长三角缺工，连四川、重庆、安徽等传统的劳务输出地也频频告急，而且从技工蔓延到普工。与此同时，人保部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_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20_年的611万多19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一边是“就业难”，一边却是“用工荒”，这看似矛盾的两面纠结在一起，恰恰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就业市场之所以出现“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根本原因是就业市场供需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这几年，大家都在谈论新生代农民工，20_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提这一概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不久前发布的“新生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了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希望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在就业上，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最大的不同是，工资已经不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考量因素，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是否开心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工厂化、大规模、流水线式的枯燥工作环境，已经难以让他们满意。

　　事实上，这些特征不仅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也是“80后”计划生育一代的整体特征。而对这一代大学生而言，他们比农民工的选择余地更大。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这几年越来越突出，但即便如此，大学生们宁愿失业，也不会到东莞大朗的毛纺厂做一般工人，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工作环境好、能展示才能的白领工作岗位。

　　这是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的情况。而在供给方面，以往的就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工厂还是原来的样子，工作环境一成不变，工作岗位大多还是蓝领的工作，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从欧美、日本的情况看，当第二产业不能提供足够多的体面工作机会时，很多人会进入第三产业就业。和一般人的理解不同的是，第三产业除了餐饮、旅店、商业等传统领域外，也包括金融、保险、教育、政府部门等广阔的领域，它提供的是更为个性化的服务，工作环境和社会评价比较高。而从我国的大环境看，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因此还不能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

　　另外，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以前即便在城市，学生一毕业就要马上工作，不管工资多少，重要的是能够补贴家用。现在不同了，有媒体报道年轻人“啃老”，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老”可“啃”，不工作也没有生存压力，因此可以等到有满意的工作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就业需求和供给上的不适应。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大学生，他们需要的工作社会不能提供，于是出现了“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尴尬现象，这反映了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劳动力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就业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人对工作岗位的挑拣，不是某些人所谓的“挑剔”、“眼高手低”，而是人的解放，人不再单一地只受经济因素的驱动，而更看重个人感受、发展前景等精神因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产业升级主要是企业的事

　　尽管用工荒提高了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和待遇，但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不支持农民工工资的大幅提高。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就在于低工资和低成本。一个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加工它的中国企业只得到了0.35美元；一双售价100美元的耐克鞋，中国企业的加工费只有5美元。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从1000元提高到1100元还可承受，如果到1500元，企业可能就要关门。高工资必定伴随高失业，所以工资水平不是越高越好。

　　这就有一个产业升级的问题。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于1980年代初，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而长三角则普遍比珠三角晚了10年左右，珠三角产业升级的压力因此更大。这几年来，珠三角的产业升级一直在做。这里有必要先澄清两个概念：首先，很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中国放弃玩具、鞋子这类附加值低的产业，转做高科技和第三产业。这种理解是不对的。不能笼统地说玩具和鞋子就是低附加值的，关键要看你处于产业链的哪个环节。意大利、法国也有很多和制鞋、服装相关的产业，但附加值很高，那是因为它们处于这个行业的高端环节，而中国虽然制造了每年世界上120亿双鞋子中的80亿双，但我们一直处于这个行业的低端环节，所以利润很少。不能因为我们处于这个行业的低端环节，而把产业升级理解为放弃这个行业。事实上，这些行业向高附加值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这依然是产业升级的空间。

　　此外，从全社会看，高科技行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支柱性的，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经济的正常周转与运行不是用高科技行业替代传统的优势行业的问题，而是这两类行业都需要并行发展的问题。因此，任何发达的经济体都不会因为战略性新兴行业有前途，而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全部发展这些行业，从而彻底放弃传统优势产业，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产业升级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止一种方式，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服装、毛纺等行业，一般采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方式，通过购买机器替代人力来降低成本；而玩具行业基本要靠手工操作，没办法通过机器来替代，一般会采用产业转移的方式，把工厂转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有些制鞋企业以前会做10美元以下的鞋，现在30美元以下的不做；有些企业把设计、研发和接单的业务留在东莞，把制造车间移到湖南，在当地雇佣更多的人；有些电子企业会从东莞的清溪集群式地搬迁到昆山，从外贸转做内贸……这些都是珠三角这些年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产业升级都是企业的事，但政府不是无能为力，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提高环保、劳工等方面的准入标准来加以引导，但不能越俎代庖地替企业做决定。而且出台和提高准入标准的时机和程度很重要，环保标准应该严格到什么程度，最低工资应该提高到多少、何时提高，这都是对政府调控能力的巨大考验。这里面潜在的风险是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旧的走了，新的没有来，导致一个城市甚至整个区域的衰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地区的产业升级空间十分有限，比如说，轻纺工业就比重化工业容易升级，一旦重化工业出现产能过剩，并要进行转型，这种转型的困难就比轻纺工业大得多。比如英国的利物浦、曼彻斯特，曾经是著名的重化工业、钢铁业中心，后来却衰落了，为什么那里不进行产业升级呢？根本原因在于，钢铁业的搬迁成本很高，人可以走，但机器走不了，老板往往会卷钱走人。

　　当然，中国还不到那一步，中国的重化工业还不成熟，多数是轻工业，搬迁、转型的成本相对比较低，不太容易出现空心化。而且中国的政府很强势，手中掌握很多的资源，调控能力很强。关键的考验在于把握调控的边界和时机，拿最低工资来说，政府既要顺应提高农民工待遇的呼声，又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其中平衡点在哪里？政府要拿捏得恰到好处。

　　广东前几年提出要“腾笼换鸟”，淘汰落后的产业和产能，为此提出“双转移”，在粤西、粤东、粤北和湖南等地建设产业转移园区，这些方向是对的。但具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出台什么样的调控措施、在工业用地价格、环保、最低工资、规划等方面出台哪些具体的规定和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尚有待清晰。

　　服务业的瓶颈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容纳的劳动力最多、平均收入最高、工作环境整体上也比第二产业好。要破解“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悖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最大的不同是，制造业是供给创造需求，服务业是需求创造供给；制造业以资本和物为主，服务业则更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发挥程度；制造业讲求的是规模经济和标准化，产品整齐划一；而服务业是一个以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为特征的行业，市场是分层的，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的每个人，他们对服务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有人提供有差别的个性化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方面的需求增长很快。而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无论是建酒店还是居民小区，我们总是强调投入了多少钱，采用了什么样的设备，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所以，很多酒店水龙头出水不畅，很多小区不能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我们一般归结于硬件不行，却没有意识到人力投入不足，服务不细致的问题。

　　服务业因为主要和人打交道，对市场环境、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要求很高，但在我国，目前经济领域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情况还很普遍，很多行业和领域还没有开拓出来。而且地方政府在过去30年已经发展出一套如何促进制造业发展、如何招商引资的逻辑，并形成了路径依赖。对如何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则没有多少认识，往往感到无从下手。要完成新的转变，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而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背后的机制、政策如何配套，目前学术界也还没有多少系统性的研究。

　　但对亚洲四小龙来说，这种转变已经进行了差不多20年了。以台湾为例，从最早的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到目前以服务业为主、主要为本地人提供服务的均衡发展，其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在“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来袭的当下，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文由本刊记者赵灵敏采访整理。)

　　“用工荒”会撼动“世界工厂”地位吗？

　　文_刘开明

　　20_年9月到20_年3月，沿海地区的农民工遭遇了过山车般的命运拨弄。当20_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的大浪席卷过来时，工厂纷纷关闭，失业农民工人数多达20_多万。20_年5月以后，出口形势日渐好转，“中国工人”又因为帮助国家“成功保八”而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榜亚军。在20_年春节过后，接踵而来的大量订单，让工厂喜出望外，但招不到工人的恐慌却传遍大江南北。

　　各路高人纷纷就此发表高见，见仁见智，有人喜有人忧。据我个人的观察，来自基层企业方面的声音，一般都忧心如焚、疑虑重重；而来自官员、学界和名流的看法多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民工荒”能倒逼企业提高工人福利，甚至促进产业升级，改善工人权利，忧的是面临本币升值、成本上升的困境，加上用工短缺，一些中小企业可能无法渡过难关，经济受影响，失业率增加。笔者认为，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无法回避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廉价劳动力取之不尽的时代正在结束，以廉价为基础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世界工厂”的秘密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到20_年，中国即有100多种产品的出口量位居世界之首。“中国制造”充斥世界各地。

　　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个“世界工厂”的秘密或者所谓“竞争力”并不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或者全球化，而是低工资低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导致的产品低价格。20_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为0.57美元，即便最近几年有所增加，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有专家指出，20_年中国因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20_年城镇职工年平均收入24932元，以原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数据，当年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为120_元左右，两者差距约为12900元，这庞大的节省被作为“劳动力红利”变成国家和企业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

　　多数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及福利。尽管在20_年以后，政府敦促企业为农民工支付法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但直至20_年底，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仅2416万人(相当于总人数的10.69%)，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为4266万人(相当于总人数的18.93%)，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549万人(相当于总人数的6.85%)，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4942万人(相当于总人数的21.92%)。由于长期的低工资和低福利，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制造”的人工成本，令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中赢得竞价优势。

　　“用工荒”正在用市场的力量改变“廉价劳动力”的现状，使“世界工厂”的人工成本、管理成本、招聘成本、培训成本进入上升通道。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企业的现有利润空间可能会被大幅压缩，经营的困境会进一步加剧，中国产业，乃至整个经济格局可能会更加失衡。

　　“倒逼”不现实

　　许多专家认为，“民工荒”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很好的契机去倒逼产业升级，甚至倒逼国际市场定价权；“中国制造”也因此获得了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增值机会。笔者以为，在现有产业格局和劳资关系没有根本调整之前，这些良好的愿望只能是黄粱美梦，很难有兑现的可能。

　　长期以来，多数企业依靠廉价人工获取高额收益，很少人关心产业的内在动力，诸如人力资本、核心技术、市场开拓等等。“中国制造”只见低技术外延式扩张，难得高技术的内涵式增长；而以排斥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则让中国经济不仅成为技术和市场均在外的“外向型经济”，还是劳动力在外而且频繁流动的“外劳型经济”，也是既没有自主品牌、又没有创新技术、也没有稳定劳工的“外源型经济”。这种虚胖无力的经济结构缺乏稳定而持续的内源力量去推动中国工业的产业升级或者转型，就把“中国制造”定格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最低端的加工环节。

　　为了抵消人工和原料上升、本币升值的成本压力，以技术和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升级可能是不少企业的想法。不过，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都必须依赖劳动者职业技能的提升，也离不开员工的稳定。但目前并没有一种有效机制能够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工人的技术，也没有办法把企业的员工流失率降下来。产业升级所必须的内在动力严重缺乏，何来能力向上提升？

　　既然“中国制造”被定格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最低端的加工环节，而且缺乏向上提升的内在动力。那么“中国制造”凭借什么来争夺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我看是愿望很好，希望渺茫。

　　中国国内市场长期处于高收益、高增值领域被垄断，而高竞争、低增值领域疲软的局面，加上终端销售渠道对生产厂商的不公平压榨，以及高税收政策和腐败盛行的营商环境，导致国内市场的经营风险始终居高不下，反而是依附在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上更安全、更省事。所以，当金融危机的风暴渐去渐远之时，加入国际市场的争夺战不减反增，厂家之间的杀价和相互拆台情况并未好转。除了少数有独创技术和高品质的企业外，绝大多数工厂仍然没有任何与国际客户的议价能力。因此，在被国际大公司垄断的重要市场，例如欧美、日本，中国企业倒逼跨国公司提高产品价格的几率微乎其微。

　　“世界工厂”暂时无忧

　　虽然目前的用工成本和其他经营费用有所上升，但距离合理工资水平还有不小空间，加上法定福利、环境保护和原材料等各个方面仍有很多空子可钻，多数企业完全有自我消化的空间，只是经营难度提高了一点。从总体上看，虽然中国大陆的人工成本超过了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但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运输和原材料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未来10年，“中国制造”仍然能够保持廉价的优势。

　　根据我与一些西方跨国零售商和品牌公司交流，发现大多数西方公司短期内难以离开中国大陆而选择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原因有四：第一，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尚没有形成像中国大陆如此庞大的加工体系和原材料供应链，无法满足跨国大零售商和品牌公司的巨额采购需求，他们会增加供应商来源地的多元化，有些企业甚至会增加到东南亚和南亚的采购量，但中国仍然是其最主要的采购地。

　　第二，中国大陆已经建成完善先进的物流运输系统，形成了以香港、深圳、广州和上海为中心的国际货运中心，加上大连、青岛、宁波、厦门等港口，以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发达公路运输网，构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供货系统，这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在10年内达到的。

　　第三，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队伍，而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熟练程度普遍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陆出口工厂的生产线工人大约在8000万人左右，其中农民工大约6000万人，总体上是廉价听话且吃苦耐劳，易于管理，也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叹为观止的，例如越南最近十多年大力发展出口工业，但其出口工业员工总量只有200多万人，不及深圳的一半。

　　第四，目前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依靠贸易商和品牌商、零售商合作分配订单以及监控生产过程，贸易商参与采购、工厂选择、运输以及风险分担等各个环节，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已经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中形成了贸易中介的优势地位，很多零售商和品牌商依靠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商进行产业链的管理，而中国大陆距离这些贸易商在地理、语言、文化上最接近。

　　基于这四个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无人能撼。

　　但是，如果我们的企业躺在这些优势上睡大觉，那么失败可能会来得很快。所以如果想继续生存下来，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建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培养企业向上提升的内在动力。

　　企业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据我个人了解，要多数中小出口企业花大钱开拓新的市场，或投资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都不切实际，很多企业即使有心也无力。最切实便捷的途径就是以现有基础深挖潜能、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员工的稳定和技能培养就是关键。所以，我认为中国工厂到了必须重视员工的时候了。

　　重视员工不能仅是加工资了事。增加工资当然很重要，但远远不够，而且坦率地说，大多数工厂的加薪幅度有限，难以满足工人的内心要求和现实生活需要。所以，在增加工资福利、改善工作环境之外，还要提供学习机会和发展机会，让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形成学习的能力、向上发展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充分的尊重。让他们感受到这份工作是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这样，员工的心暖了，自然不会随意“跳槽”，员工的流失率下降了，满意度增加了，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自然就提高了。这是用钱买不到的，而是用心来做的。

　　不过，如果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做根本性的变革，仅有企业的努力是无法把工人从流动的劳动者变成稳定的劳动者的，所以国家要彻底废除基于社会排斥而建立的户籍制度，以及这个制度所包含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给每个公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使公民实现在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让外来工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国民待遇，即平等的政治民主权利，改变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使外来工真正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换，才能使工人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