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故事十一篇

《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曾易名为《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于1938年2月首次出版中文版。比如他形容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在刀口上跳舞，稍有差迟，便会遍尝天下所有的酷刑，最后脑袋搬家，葬身荒野。但他居然那样谈笑风声，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他说贺龙是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对周恩来的描写就相对的中规中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黑又长，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些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然而，对于毛泽东，斯诺则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故事。在斯诺的笔下，毛泽东被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缺点，有个性的一个人。当我想象着毛泽东把湖南不是说成“Hunan”，而是说成“Funan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毛泽东的故事十一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毛泽东的故事1

　　“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熊云，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华北特种兵新建工厂政委。1983年6月，我还在《星火燎原》任编辑时，听他讲了一段毛主席在延安参加大生产时的亲历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

　　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

　　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中央机要科的同志们，望着这丰收的景象，十分感慨，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洒下了毛主席辛勤劳动的汗水！

毛泽东的故事2

　　 7月8日，韶山毛泽东故居南岸私塾。当天，“青年毛泽东之路纪行”湖南日报联合知名网媒大型联合采访团走进韶山市。

　　7月8日，韶山。摄氏37度。艳阳高照，游人如织。

　　由湖南日报组织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青年毛泽东之路纪行”大型联合采访活动第一站从这里开始。

　　我们踏入韶山这块红色热土，在高速公路出口、韶山景区，不时可以看到悬挂着“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横幅。

　　中午11时20分，采访团来到主席铜像广场给主席敬献了花圈。

　　我们一边听专家解说，一边参观主席故居。行走在毛主席曾经走过的红土地上，我们的思绪飞越到103年前，仿佛看到一位踌躇满志，胸怀天下的热血青年，他，就是青年毛泽东。

　　84岁的苏小波，曾任韶山市委宣传部部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给我们讲起了少年毛泽东的故事。

　　苏老说，少年毛泽东自学能力很强。启蒙先生邹春培一次对毛泽东的母亲说，“石三伢子读书很特别，竟不要我‘点书’，我也难不倒他。”原来，少年毛泽东学会了查《康熙字典》，通过字典早把那些书学会了。因此，同学们给毛泽东取了个外号——“省先生”，即毛泽东读书省了先生“点”。苏老还给我们讲了少年毛泽东勤奋思考、勤劳勇敢、富有抗争精神的故事。在苏小波老人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生动，真实可爱的少年毛泽东形象。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毛泽东去“东山”前，留给父亲的一首诗。1910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怀着从未有过的激动心情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养育他17年的韶山冲，心中豪情万丈。临行前，他挥笔改写了日本人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本里。就这样，毛泽东踏上了“东山”之路，也踏上了实现志向之路。

　　苏小波说，青年毛泽东改写这首诗，是其心态志向的真实流露。从中，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胸怀不凡志向，聪慧、倔强、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顽强毅力的毛泽东，正迈向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有志者事竟成。因为毛泽东从小怀揣救国救民的梦想，心系贫苦大众，这位从韶山冲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改变了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世界的格局。

　　苏小波和毛主席见过一次面，握过一次手，合过两次影。谈起那次见面，苏老记忆犹新。他说，1959年6月26日，一大早他就来到故居去等主席，没想到主席先到他父母坟上去了。等他上完坟回来，故居路上两边都站满了乡亲们。主席一一握手，随后还和大家一起合影。苏老对主席的调查研究之风印象最深，他清楚地记得主席当时在松山座谈时对乡亲们说，“今天我来了，有什么问题尽管说出来，我要听实话。”

　　“听实话”！这就是一代伟人的心胸，“听实话”！这才是共产党人的风格！

　　从层峦叠嶂的韶山冲到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代伟人一生的足迹。至今年9月9日，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37年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雄才大略和伟大之处愈加清晰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深刻认识。毛泽东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进程，而且还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核心思想，正在影响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一位始终不忘人民，不忘群众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韶山旅游格外“火爆”。仅2月10日，大年初一那天，全国各地就有6万多游客冒着寒风冷雨先后来到韶山毛泽东广场，站在毛泽东同志铜像前，给毛主席拜年。

　　韶山的神圣，不仅因为它的历史远可追虞舜，近代出了个毛泽东，更因为它总是能够催生追求变革和新生的人类精神，激励人们不断前行。

毛泽东的故事3

　　有轿车不坐

　　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一次，毛主席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主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担任警卫员的辛克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毛主席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主席跟前来了，全让主席给“撵”了回去。

毛泽东的故事4

　　亲手工作算自己的劳动

　　四川阆中人熊云，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华北特种兵新建工厂政委。1983年6月，我还在编辑《星火燎原》的时候，听他讲了毛主席在延安参加大型生产运动时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1942年底，延安大规模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加忙碌。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晚上工作，有时候忙碌是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中，他经常忙碌一晚，第二天下午照常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一起去工作。

　　当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和主席一起住在枣园。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面墙隔成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子里，机要科住在中间的院子里。

　　机要科的同志们看到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么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上去的时候，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了笑，看着他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挥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忙，并说：你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花了几个下午，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在地上浇了水，施肥，种了番茄、辣椒等蔬菜。不久，绿色的蔬菜和丰富的果实使枣园的后山坡更加美丽。

　　看着这丰收的景象，中央机要科的同志们非常感慨，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毛主席辛勤劳动的汗水！

毛泽东的故事5

      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香港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信中写道：“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在给司徒美堂先生信中说：“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如“弟”“予以指教”“并祈赐复”“至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６月，毛泽东再次诚邀宋庆龄，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信中的谦词——“违教”“仰望”“趋前致候”“敬希命驾”“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等，字字彰显出毛泽东为人的谦恭和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以求。

      谦虚是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胸襟，一种谋略，更是一种智慧。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谦虚风范可以看出，“谦虚”，蕴涵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宗旨、奋斗目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

毛泽东的故事6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养成，他一生与书，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同时，在毛泽东身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成为毛泽东一步步成长，直到成为伟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是读书和实践哺育了毛泽东的成长，同时养育了他的豪气。

　　唐家坨藏书的蓄积

　　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这里交通不便、风气闭塞，他两岁至八岁在外婆家唐家坨度过，且在整个少年时代，他经常去外婆家，尤其是1906年到1909年间那一段辍学的时间，外婆家的藏书和表兄文运昌从新式学堂带回来的新书，极大地慰藉和丰富了毛泽东的少年生活，更重要的是引领了他未来的方向。

　　湘乡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将全县划成12个乡，乡以下划分为44个都和3个坊，都以下分区，区以下分牌；分别由都总、区总、牌头行使管理职权。唐家坨属于湘乡县凤音乡第四都，毛泽东的七舅文正兴(字玉瑞)当着都总。毛泽东来到这里时，外婆家已是一个大屋场，拥有房屋90多间，田地140亩；里外住着许多文姓人家。房屋的东头即是外祖父文芝仪家，西头则住着叔外祖父文芝祥一家。整个一幢屋，取名“三芝堂”，表示三兄弟——芝兰、芝仪、芝祥共有，正堂屋大门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两旁写着对联：潼川世业，潞泽家声；横批：介景绥多。

　　对联昭示着文家的来历、郡望和家风。堂屋里满室书香，正中有神龛和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匾。神龛两旁挂着一副对联：洛社英凤昌百代；文山浩气壮千秋。这是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即文玉钦)所写。联中的“洛社”“文山”分别指三国时期魏国的大将文聘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均系文氏祖先里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

　　堂屋两边还挂着3块横匾，一块是亲友送给毛泽东的外曾祖母贺氏的“贞松长茂”；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外婆贺氏的“厚德延年”，还有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积厚流光”。

　　毛泽东大约在1896年春来到唐家坨，也就是他的弟弟泽民将要出生的时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为人正直，注重节操，又是读书人，他在家开设蒙馆，毛泽东向八舅要求读书，八舅认为外甥还不到开蒙的年纪，只让他旁听。

　　外祖家风对早年毛泽东曾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成才、读书方面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从读书方面来说，直接影响毛泽东的是八舅文正莹。

　　文正莹(1859—1929)，字玉联，号玉钦。他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二哥、毛泽东的二舅父，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为八舅。文正莹是一位正直而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外婆家有一间藏书室，藏书包括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百家经典及明清小说等，八舅是毛泽东幼儿时的启蒙老师，八舅的书斋就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座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婆家唐家坨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一批珍贵的古籍，这些书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计有：乾隆丁亥(1767年)刊印的《御批通鉴辑览》58册；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印的《礼记精义》1册、《周易精义》1册；同治三年(1864年)刊印的《尚书》4册、《礼记》10册、《诗经》4册；同治八年(1869年)刊印的《续资治通鉴》60册；光绪元年(1875年)夏刊印的《资治通鉴》104册；1926年刊印的《饮冰室文集》41册；另有《十三经注疏》3册、《论语》2册。

　　当然，唐家坨的藏书数量远远不只上述这些，仅从历经数十年残留和移交的这些书中，可见文家读书氛围之浓厚，对毛泽东影响之深远，特别是《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更是毛泽东一生中读得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书籍，其初读极有可能就是从他舅舅的藏书室开始的。至于《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十三经》这些国学经典也颇早进入到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即使幼年时期还不可能有能力阅读，但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在他不断地往返于舅舅家唐家坨与自己家韶山冲期间，他是阅读甚至深读过的。

　　毛泽东在舅舅家读过的书除了国学经典和各种古籍，还有时论新书。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文运昌是毛泽东舅舅的儿子，即毛泽东的表兄，也是毛泽东早年读书的引路人之一。这个还书便条是有关毛泽东借书的最早的实证。

　　东茅塘藏书的熏陶

　　1909年，毛泽东辍学3年后，得到重新入学的机会：父亲输了一场官司，山林被霸占，毛泽东趁机向父亲提出重新读书的要求。父亲想：儿子要能学会打官司，也可为自己争一口气!韶山冲东茅塘附近的乌龟颈，有一位懂得官场世故的老先生在家授徒。“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毛泽东回忆的“失业的法科学生”是指毛岱钟，毛岱钟的父亲就是毛泽东的老师毛简臣。

　　毛简臣，又名恩镕，字羽仪，是毛泽东的本族叔祖父，其父毛相才(派名祖南)与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他是1881年二修《韶山毛氏族谱》的缮写和校阅以及1911年三修族谱的编修。

　　毛简臣青年时代投湘军，随左宗棠部远征新疆，充当钱粮师爷；他善于记账，能双手打算盘。1900年，也就是毛泽东7岁时才回到韶山，种田兼教书。

　　1909年前后的毛泽东，求知欲望颇强，他不喜欢学打官司，因此在毛简臣门下只读半年，就转到他非常敬佩的毛麓钟先生那里去了。

　　毛麓钟谱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堂兄弟，既有文才，又善辞令，其父毛鼎臣有5个儿子，毛福生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毛麓钟中了长沙府学秀才。他青年时代投军，甲午战争后，辞职回乡，以“韶山小隐人”自居。

　　毛麓钟的家在东茅塘。这里也是毛泽东的祖居地，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是共曾祖父的堂兄弟。早在毛麓钟祖父毛兰芳手里，就在这里创办一所私塾，叫作面山楼，这是韶山冲最出名，育人成果最大的私塾。毛兰芳给面山楼留下大量诗书及他自己的手稿(包括一套完整的《毛氏族谱》)；毛兰芳之后，毛福生、毛麓钟又添置许多经史子集，结果，这里成了一座小型图书馆，毛泽东大开眼界，遍览群书，尤其还读了一些带有新潮意味的书籍——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接触各种书刊最多的一次，由此生发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毛麓钟的侄儿、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这样记述这间藏书楼：

　　予与季叔辈尚在童年，只知嬉戏，叔父(指毛麓钟)时严加课读，常率读书于住宅面山楼，每日课以经文；迨予年稍长，常指历藏之书籍告之曰：某箧为兰芳公之手册，某箧为汝亡父臣公(即毛恩甫)之遗稿，某箧为予手所购订。均经批点，无不一字一珠，宜珍惜之。

　　在毛兰芳先生留下的面山楼，毛麓钟慧眼识才，将毛泽东收为学生。于是，继舅舅的“乡村图书馆”之后，毛泽东又在他人生的第一阶段极为难得地得到第二座“乡村图书馆”。他在这里受到了毛麓钟先生的精心培育，正是有了面山楼书籍的熏陶和毛麓钟先生的指引，毛泽东有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和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注，并下决心离开韶山，走向外面的世界。

　　少年毛泽东读书的经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书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韶山地方的非正规的“乡村图书馆”到湖南省城的图书馆再到京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养育了毛泽东的豪气，读书成为毛泽东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

毛泽东的故事7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是啊，年少的时光美好且短暂，如果不在最好的年华做最有意义的事，那青春才是真的被辜负了。韶华不为少年留，没有人可以永远年少。正因如此，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也最值得珍藏的记忆。不如我们一起穿越回过去，“看一看”年少青春的伟人们在做什么，听一听他们都有哪些童年的故事。

　　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毛泽东，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

　　祖父毛翼臣，名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1878年与哥哥毛德臣分家，从韶山东搬到了韶山冲的上南岸，建了五间茅草屋。他的一生都为贫穷所困，后来连祖上留下的部分田产也都典当出去了。

　　父亲毛顺生，名贻昌，1870年生。与祖辈不同的是，他上过几年私塾，还在湘军中当过几年兵，很有些见识。毛顺生善持家务又勤于劳作，很快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并新置了一些水田。他还在原有房基上十多间瓦房，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故居”的样子。

　　母亲文七妹，原名文素勤，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佳阁）人。文氏勤劳、勇敢、贤惠，遇有灾荒之年，她总会送些米面给贫苦乡邻。后来，毛泽东在谈到母亲时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就是这后一种人。”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的这个习惯也是从童年时养成的。在私塾读书的前两年，他就从《三字经》读起，渐至《百家姓》《论语》《孟子》《诗经》等经典。毛泽东读书时特殊的习惯，那就是读书从不读出声音来。当时的塾师邹培春要给他“点书（圈点书籍）”，他说，您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塾师说你特地来读书，不点读怎么行呢。毛泽东笑了笑说，您不要点，我都能背下来。先生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没有点的书，他也可以读懂看会——好学的毛泽东一直在通过翻阅《康熙字典》自学。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在读完六年的私塾后，父亲就让毛泽东回乡务农了。白天时，他同成年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替父亲记账。在繁忙的劳作之余，他抽出一切时间来读书，不知疲倦地汲取着书籍带来的力量和养分。童年的秉烛夜读，养成了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

　　有一天，一个问题突然跳入毛泽东的脑海中，令他困扰不已：中国传统的小说主要人物大都是帝王将相或者才子佳人，极少见之有以农民为主角的。经过一番认真深入的思考，他终于想通了——原来这些小说颂扬的都是那些统治阶层的人，他们是不必种地的。因此，主角的光环怎能落到这些辛劳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头上呢？！

　　毛泽东与文家表兄文运昌最是相投。文运昌长毛泽东9岁，在毛泽东辍学务农时，正是他劝说表弟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又将自己早已读过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推荐给表弟毛泽东。正是这两本书刊，拓宽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他后来说：“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再加上自己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思考，更加坚定了少年毛泽东要为天下穷苦大众谋福祉的决心。

毛泽东的故事8

　　一代伟人毛泽东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却数次流下热泪。

　　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毛泽东的故事9

　　1952年，河北遵化西铺村33岁的农民王国藩联合村里最穷的23名农民成立了初级合作社。

　　在办社之初，他们只能在业余时间上山砍柴，换钱买一些简单的农具。社会上唯一的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农民。

　　这家三条驴腿的穷棒子合作社，第二年发展到83户，粮食亩产从100斤增长到了300多斤，王国藩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向合会化道路，毛主席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建国时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1957年，王国藩被评为首届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的10次接见，8次握手，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的故事10

　　我希望自己是陕西延安窑洞中的一盏油灯，这样我就能陪伴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十三个春秋。这样，我就能目睹民族英雄刘志丹，谢子长如何创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如何把延安作为中国红军长征战的落脚点，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这样，我就能知晓老一辈革命家如何在革命圣地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何培育延安精神。

　　我希望自己是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块砖瓦，这样我就能亲耳听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华民族崛起的吼声。这一天，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这一天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这一天，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毛泽东的故事11

　　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

　　田志芳，四川广安人。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